抢收持续了三天。

全村的劳动力全部下地，能收多少收多少。稻田里镰刀挥舞，玉米地里掰棒子的咔嚓声响成一片。老人和孩子也出动了，在地里捡漏下的稻穗和玉米棒，弯着腰，一步一步沿着收割过的地垄走，把遗落的每一穗每一棒都捡进竹篮里。村里唯一的一台联合收割机从早响到晚，柴油烧了一桶又一桶，排气管冒出的黑烟在田野上空飘成一条线。收割机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眼睛熬得通红，连续干了三天三夜，困了就趴在方向盘上眯一会儿，醒了继续干。

但灰蚀的速度比人快。

第一天，老刘家的玉米地还只是边缘几垄有灰斑。灰白色的圆斑从叶缘开始，一圈一圈向内扩展。第二天，灰斑蔓延到了半片地，感染区域的玉米秸秆开始倒伏，从基部折断，断口处覆着灰白色的绒毛。整片地一半绿一半灰，像一幅被水洇了的画。第三天，整片地全灰了。十几亩玉米，从绿到灰，只用了三天。

老刘蹲在地头，看着自己种了半年的玉米变成一片灰白色的秸秆林。他手里还攥着一根掰下来的玉米棒子——是第二天抢收时掰的，那时候还有一半地是绿的。玉米粒，金黄，一排一排整整齐齐，是他准备留种的好棒子。他把玉米棒子放在地上，站起来，走了。走的时候没有回头。背影在灰白色的玉米地边缘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村道拐角。

那是陈默第一次看到成年人无声地哭。没有声音，没有眼泪掉下来，只是肩膀在抖。老刘蹲在地头的时候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在抽泣，但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第西天，村里有人收拾东西走了。说去镇上投奔亲戚，说去城里找儿女。拖着行李箱，背着编织袋，沿着村道往外走。有开着三轮车的，车斗里塞满了被褥和锅碗瓢盆。有骑摩托车的，后座上绑着行李，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后面。有走路的，扁担一头挑着蛇皮袋，一头挑着竹篮。孩子们坐在车斗里、行李堆里，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，只是抱着自己的书包或者玩具。

第五天，走的人更多了。村道上的人流从早到晚没有断过。

第六天，广播停了。不是村长不想播，是广播站的设备坏了——赵磊后来去看了，说是功率放大器烧了，功率管炸了，镇上买不到配件。村长站在大槐树下用嗓子喊，喊了几声，发现没什么人听了。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村道上回荡，只有几只鸡被惊得跑开了。

第七天，卫生所关了。小卖部关了。卫生所的铁栅栏门上挂着一把锁，锁头己经生锈了。小卖部的卷帘门拉下来，门口还堆着几箱没来得及搬进去的饮料，塑料瓶上落满了灰。

第八天，大槐树下不再有人聚集。树叶还在落，落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。

爷爷每天傍晚站在二楼阳台上朝村子的方向看很久。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穿过皮鞋，从没离开过这片土地。从十几岁跟着爹下地，到后来自己当爹，再到当爷爷，一辈子都在这村子里。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。炊烟越来越少——以前傍晚时分，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，青色的烟柱在晚霞里飘成一片。现在只有零星几缕了。灯亮得越来越少——以前天一黑，村子里星星点点的灯光，从村东头亮到村西头。现在只有几扇窗户还亮着。整个村子像一盏一盏地在熄灭。

“那些地，明年咋种啊。”他说。

陈默没有回答。他在想一个更紧迫的问题：如果灰蚀孢子沉降到土壤里形成休眠结构，这片土地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耕种能力。灰蚀的孢子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很长时间，等待合适的条件重新萌发。这意味着不是一季绝收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农业体系的崩塌。不是今年没收成的问题，是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，都没法种的问题。

但那是明年的事。

现在，他要确保堡垒里的人活过今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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